無論政府還是企業(yè)，都由一個個人組成。這或許是電改中的未知因素。
在記者記憶中，2015年電改9號文問世時，能源圈里的討論可謂是轟轟烈烈。樂觀派看到了新一輪電改中的賺錢機會，悲觀派們看到了最終文件與征求意見稿有著巨大的差別。
然而改革并不會被討論者左右，依然推行下去了。但是5年之后我們再度回首，電力市場改革已然“遍體鱗傷”，行至今日變得“雨點小，雷聲也小”。
這次調研，記者與山東、北京的市場參與者、電改專家都有交流。有些人帶了一肚子的話，有些人不知道該說些什么，還有人說“善待山東市場吧，最近挺慘的”。
有人慘，那就是有人不慘。廣東市場和山東市場最近挨批評最多，但這也是因為這兩個市場的透明度算是最高、信息披露算是最及時的。落入了中國人常說的“槍打出頭鳥”的俗套。
與之對比，其他幾個電力現貨試點的省份，就神秘多了，啥數據也看不到，也無法置評。采訪時有人說的很直接：“甘肅、山西這種發(fā)電側單邊競價的市場，其實就是發(fā)電權轉讓的游戲，這些省的市場還能叫現貨市場么？”
按理說中央自上而下，高規(guī)格的改革，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，不說是暢通無阻，起碼5年里也該有一定的進步。但現在來看，進步是有的，但問題似乎暴露得越來越多。
漸漸地，我發(fā)現了一個常常被我們大家忽視的電改“X”因素。它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電改。這就是人的因素。
處長們的舊事
在山東采訪的時候，有一個采訪對象忽然感慨地說了一句：“徐處長傳說要調走了?！蔽倚闹幸苫螅慵殕柫饲闆r。
原來是江湖傳言山東省能監(jiān)辦的徐連科處長大概1個月前就被上級組織部門找談話了并考察，可能要調走。市場主體都覺得徐處長在任上很是支持改革，對他的下一任是何種人物心存忐忑。
我說：“傳言而已，做不得真。”對方搖搖頭不說話。
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千里之外另一個處長的事情。2019年4月，在浙江省發(fā)改委向全省市場主體培訓現貨市場規(guī)則的時候，我第一次見到了浙江能源局電力處金國生處長。
培訓開始前，金處長按慣例會講幾句開場白。但在這短短的開場白中，金處長講述了規(guī)則制定乃至整個電改過程的艱難。畢竟，浙江省在現貨試點中曾最早高調招標，并用幾千萬雇傭PJM的正版團隊制定規(guī)則，但幾年之后才把現貨規(guī)則拿出來。說至動情之處，金國生一度哽咽。
雖然有人笑稱浙江現貨規(guī)則是把PJM市場規(guī)則“從英文翻譯成了中文”，但浙江規(guī)則出臺后確實收獲了一大批外界的贊譽。再然后，2019年6月金國生被調離了電力處。再后來，浙江市場就戴上了“進展緩慢”的帽子。
我后來和一個省外的專家聊及金處長，有人曾把他稱為“改革亡命徒”，不經啞然失笑。不過也有人覺得這個評價或許對個人太過夸張，但是對其他諸多身處改革前沿的人而言，很有價值。
“我也算是改革派了。但如果我離開這個崗位，我還能為改革做什么貢獻呢？所以說，不能沒有理想，也不能太理想主義。先保住自己，別像金國生一樣，還沒上戰(zhàn)場呢，就犧牲了?！?
人的社會性
在山東電改僵局中，我們看到了政府在面對外來電和放開經營性電力用戶發(fā)用電計劃是的兩面性。
“客觀地說，山東省政府對于電改非常支持。但是涉及到自己利益總是會傾向性?！币晃徊稍L對象這么評價政府。
無論是電網還是政府，都由一個個的人組成。我們常說改革損害了誰的利益，但有的時候往往不會去細究到底是誰的利益，是什么樣的利益？對于組織和組織中的個體來說利益是有區(qū)別的。
對于組織來說，更多的是權力。就像電網有跨區(qū)的調度權力，外來電的多少、負荷都由國調決定。至于理由，一個“大范圍優(yōu)化資源配置”就可以概括。至于受端的用戶負荷曲線，對于電網來說也重要、也不重要。因為這都無法影響到它調度的權力。
而組織的權力對于個人來說并不意味著直接的經濟利益，卻提供了一定的尋租空間。這是一個異常敏感的話題。但尋租并不一定都意味著腐敗和經濟犯罪，這也是一種偏見。
類似“山東2020年省外來電含600億平衡電量”的規(guī)定，實際就是政府、電網和發(fā)電之間的利益交換。由于缺乏合理的市場機制，發(fā)電又必須有所補償，最終的結果就是犧牲了沒有話語權的售電公司的利益。
社會性是生物作為集體活動中的個體、或作為社會的一員活動時所表現出的有利于集體和社會發(fā)展的特性。社會性是個體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生存的屬性。
如果發(fā)電、電網、政府，作為集體都無法做到全身心、100%支持改革，我們憑什么期待組織中的所有個體都要推進改革呢？
作為一個旁觀者，在一次深入地實地調研后，我切切實實感受到了改革的艱難。大家都知道利益集團強大，但是破除利益障礙的路徑在哪里？權力來自于體制。解決人的問題，解決體制的問題，是這一輪電改成功的必要條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