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儲能網訊：電價事件在一陣喧囂后歸于沉寂，相關各方面相逢一笑，似乎一切已隨風而逝。然而，拋開孰是孰非不議，這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過程中的“偶發(fā)”事件，卻折射出電改的復雜和艱難，因而，有必要透過此事件來窺一斑而知全豹。
據媒體報道，7月14日，云南省物價局召開會議，就“在國家可再生能源補貼電價標準不變的情況下，參照云南省水電企業(yè)平均撮合成交價作為云南省風電、光伏標桿上網結算電價”政策征求意見。
這意味著，云南省將水電作為常規(guī)能源參照系，因為，該省水電裝機占全省發(fā)電裝機比例達73%，發(fā)電量超過80%。由此給風電和光伏企業(yè)帶來的后果是上網電價大幅下降，企業(yè)生產經營將舉步維艱。
一石激起千層浪。云南省15家相關國企《關于征求云南風電、光伏發(fā)電價格政策意見的反饋》，以聯合發(fā)文的形式，提出了措辭激烈的反對意見，認為火電才是我國常規(guī)能源，同時指出國家紅頭文件規(guī)定，風電、光伏享受20年不變標桿電價。
云南省物價局的回應可概括為三點：一不違反法律法規(guī)；二不違背改革方向；三不違逆社會用電者利益。
事情至此，戛然而止，留下了大段空白。是曲終人散，還是高潮前的休止？不得而知。總之，讓人浮想聯翩。
輿論評價，這是新能源與傳統能源你死我活的生存空間之爭！云南降價事件反映了電源結構失衡背后的種種矛盾。
此言或許不虛！但是，仔細梳理事件的來龍去脈就會發(fā)現，其產生的本質原因還是電改過程中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之爭。
眾所周知，云南是能源大省，以水電、風電、光伏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尤為豐富。自2014年起，云南用電需求逐年下滑，發(fā)電能力則持續(xù)高速增長，此消彼漲間，電力供需矛盾日益突出。
電力供大于求客觀上為市場化改革提供了充裕的物質基礎。而消解冗余的初衷又為云南省地方政府增強了改革的主觀能動性。2014年，云南省率先啟動了省級電改。2015年，隨著“九號文”的出臺，國家推出了云南、貴州、山西三個電力相對過剩的省份作為電力體制綜合改革試點。
于是，一張步步為營的“降價”路線圖日漸清晰，由于政府過多地介入市場交易，導致了動態(tài)的“競爭電價”被塑化成靜態(tài)的“普遍降價”。
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看，通過電改降低電價不僅可以提振本省工業(yè)經濟，而且能惠及民生，甚至改善當地生態(tài)，杠桿效應十分明顯。這一點原本無可非議，畢竟這也是電力體制改革的要義之一。
然而，電力體制市場化改革的目的和方向是發(fā)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，通過充分競爭的市場來形成電價體系。僅僅單純地以“降價”為目的來推進電改，在動機上難免以偏概全，在行動中可能顧此失彼。
回到云南新能源電價事件中，其爭論的焦點是標桿電價。依據都是《可再生能源法》，法律的制定者站在全局的角度制定法律，法律的執(zhí)行者站在局部的角度解讀并執(zhí)行法律。如果爭論的雙方都認為沒有錯，那么，說明此法的本身仍有“瑕疵”。
實際上，云南新能源之所以能與傳統能源爭奪市場，是因為投資之初政府與企業(yè)形成了利益共同體，合謀快速做大了新能源產業(yè)。
隨著用電市場疲軟和視角的轉變，共同體變成了對立面，潛伏的矛盾水落石出。
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調整，有關各方都在謀求利益的最大化。改革也是一次利益的妥協過程，在一次次利益轉變之中，局部利益必須服從電力體制改革的整體利益。否則，將本末倒置，緣木求魚。
比如電力體制改革，如果過分專注于“降價”，那么，就有可能不由自主地伸出行政干預之手，從而抑制了市場力量的發(fā)揮。
